当1967年炎夏未退之际，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说：“7月了，我要到外面走走。去武汉游水，那里水好。”

毛主席点名要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同行。

然而，1967年7月的武汉，正是“工人总部”与“百万雄师”两军对垒的时候。担心毛主席的安全，周总理于7月14日凌晨飞抵武汉，作了安排。晚上，毛主席抵达武汉，住在东湖宾馆，随行的有杨成武、汪东兴、郑维山。

另外，这天中午从重庆赶来武汉的有谢富治、王力、余立金。余立金当时是空军政委。

武汉的气氛紧张，武斗随时可能发生。毛主席想横渡长江是渡不成了。

7月21日——“七·二〇”事件爆发的当天上午，两位大员从北京分坐两架专机，分赴武汉和上海。

前往武汉的专机里，坐着林彪的亲信、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长邱会作。邱会作的贴身衣袋里，放着林彪写给毛主席的一封密信。林彪写好后，曾把信交给江青看过，江青也在信上签了名。

临时，江青叮嘱邱会作道：“你的脑袋在，这封信就要在。”此信是专人、专机运送，是因为林彪据说获悉“陈再道要搞兵变”，要毛主席尽快离开武汉。

下午两点十分，邱会作的专机飞抵武汉。“百万雄狮”正在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对王力的游行。邱会作火急火燎，要求见毛主席。下午五点多，毛主席才在东湖宾馆接待了邱会作，拆阅了那封由就林彪、江青签名的信，淡然一笑。

毛主席并不相信所谓“陈再道要搞兵变”的流言，却对街上的大游行说了一番深刻的话：“在工人阶级内部，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，为什么不能团结起来呢？”

就在邱会作飞抵武汉不久，下午四点二十分，另一架专机从北京抵达上海，坐在专机里的大员，是张春桥。他奉了江青的命令飞往上海，以便作准备，迎接毛主席来沪。

当晚，在武汉的毛主席在众人的劝说下，决定前往上海，杨成武、余立金随行。